乔锦忠：以高质量基础教育为人口高质量发展蓄能 | 教育强国建设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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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力前行，经济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人口形势变化带来的客观现实要求。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高质量基础教育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有哪几个着力点？一起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乔锦忠的阐释——

当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新科技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而我国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力前行，经济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人口形势变化带来的客观现实要求。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人口是国力的基础，如果不能及时提高人口质量，抵御对冲人口数量陡然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很难有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很难完成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今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会议还强调：“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人口形势，“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实现人口高质量转型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

一、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经济学的经典话题。20世纪60年代，西奥多·舒尔茨等人正是在解释“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经济快速恢复增长的现象中发现了人力资本的独特贡献，从而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按照舒尔茨的解释，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人最为关键，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和资本。战争虽然破坏了德、日两国的物质资本，但两国仍然保留了相对丰沛的人力资本。历史上这两个国家都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又制定了重视教育的社会政策，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使得这两个国家能够发展高技术经济并且有很高的经济效率。继舒尔茨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1986年在《收益递增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特殊的知识与专门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与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也能使资本等要素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高技术经济，使经济保持长期增长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减缓人口数量下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重视人口的质量、结构与效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指标。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17%。改革开放后，我国因储备有大量价格低廉的年轻劳动力，即享有“人口红利”，承接了来自美国、欧洲、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加工制造业。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70%；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2022年下降到8.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下降至62%。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5年的6.1年，提高到2022年的10.9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仍有2—3年的差距。根据过去10年的经验，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长1年，需要12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见，未来我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仍需20—30年。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工程师红利”“科学家红利”备受关注。尽管我国科技人才总量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但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从劳动力结构来看，特别是从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人才结构还存在较大调整空间。《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5年的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另外，安永与华为联合发布的《中国ICT人才生态白皮书》显示，到2025年，信息、通信、技术（ICT）这三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即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数量缺口将超过2000万，整体供需缺口呈持续扩大的趋势。

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发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OECD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与地区15岁学生阅读、数学、科学能力进行评价。2006年PISA项目进入我国，2015年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四省份参加，测评结果为全球排名第十，但学生每周课外作业时间远远长于OECD国家与地区的平均时间。2018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份参加PISA项目，在阅读、数学、科学三项测试中全球排名第一。同时调查也显示，我国中学生的学习效率依然不高，学生幸福感也比较低。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储备，但无论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是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与发达国家都有一定的差距，此外我们在劳动力结构改善与培养效率提升等方面还有较大空间。换句话说，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开发不仅面临大面积提升人口素质的基本任务，还面临创新能力培养的结构与效率等问题。基础教育是教育体系的基础，不仅在劳动力知识、能力、活动经验与思想方法等方面为高等教育奠定基础，也对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培养效率有重要影响。打造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需要从经费投入、师资、结构与效益等多方面努力。

二、以高质量基础教育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几个着力点

（一）保障教育投入，继续扩大教育普及年限

为了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仍然需要继续扩大教育普及年限，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切实完成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出的各项目标，将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为提高全体国民尤其是劳动力素质奠定坚实基础。在推动教育发展的各项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切实保障教育投入，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在4%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先后三次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但直到2012年，该目标才首次实现。尽管我国已连续11年实现了该目标，但未来继续保持并不轻松，需要各级政府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可能需要调整政府间教育事权与财权的划分。

基础教育的事权责任主要在区县，打造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不能忽视县城及以下学校是基础教育主体的基本事实。对于县城及乡村的基础教育而言，提高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待遇，吸引优秀教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基层教育质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财力不足无法吸引到优秀教师。大凡县城普通高中办得好的地方，要么县域经济发展得好，要么县政府给予了特殊政策，能够保障教师待遇，吸引留住了优秀教师。在县级财政无力支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下，最有效的举措就是改革省级以下政府间基础教育财政责任的划分，由省级或市级政府统筹辖区内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同时为鼓励优秀教师到基层工作，应适当提高在县城和乡村工作的教师的工资水平，使其不低于地市与省会城市。有了高水平的教师，才能稳定提高教育质量。

（二）扩大优质资源供给，整体提升基础教育质量

提高人口质量，关键在于全面提升教育体系的质量，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质量。今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委印发了《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强调要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供给，加快构建幼有优育、学有优教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优质学校是办学条件好、群众认可度高的学校。依据文件要求，首先要“一校一案”合理制订挖潜扩容工作方案，通过充分利用现有校舍、改扩建教学楼、建设新校区、合并周围薄弱学校等方式努力扩大优质教育供给。其次，应因地制宜根据人口流入情况在城镇、城郊和开发区新建优质学校或改造办学条件相对较好的学校扩大优质教育总量。同时，应适当整合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要适应城镇化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适当整合小、散、弱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学校是办学主体，各级政府应切实履行投入责任、指导责任和监管责任，确保学校高质量办学。当前，公立学校负担普遍较重，来自教育之外的任务对教育教学秩序的干扰较大，政府应统筹学校负担，其他党政部门向学校安排任务应经教育部门同意。

（三）关注理工科人才培养，重视实验教学

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不断提高，为了因材施教更有针对性地发展学生的天赋才华，新一轮高考改革强调增强学生在高考科目中的选择性。但在实践中出现了选择物理、化学等理工科人数减少的现象，为防止出现人才结构失衡现象，在后续改革方案中采用了“3+1+2”的选科模式。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办学质量相对较差的高中集中提供文科套餐选考科目。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大量的理工类人才，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高中教育阶段就应注重人才供给结构，多培养理工科人才。在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指导时，应加强对理工科方面的引导，让更多有才华的学生主动选择理工科专业。

1958年，为了应对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即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带来的挑战，美国出台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加强自然科学与数学，在理工科教学方面重视实验教学，由联邦与州按比例共同出资为实验室充实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了名为《本科科学、数学和工程教育》的研究报告，这是美国关于STEM教育方面的第一份报告。时隔10年后，NSF又发表了名为《塑造未来：科学、数学、工程和技术本科教育新期望》的报告。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竞争法》，2015年又通过《2015年STEM教育法》，对STEM教育及其实施进行了立法保障。美国对理工科人才与教学的重视已上升到立法的高度。

2019年，我国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的意见》，强调由教育部制定中小学实验教学基本目录和操作指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要求，将实验教学作为课程体系的重要内容纳入学科教学基本规范。该文件的出台是很大的进步，但我国在重视实验教学、关注理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建立英才教育体系，为人才成长提供个性化方案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曾说：“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通过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不仅要注重整体提高，服务大多数学生，也要关注“关键少数”，注重对天才儿童的选拔培养。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期，需要一批又一批有天赋的科技精英。

美国对儿童进行天才的甄别与培养有一套成熟的体系。《国防教育法》中明确要求通过测试与咨询等手段发现和鉴定具有卓越才能的天才儿童。美国对天才儿童的发掘从小学阶段就已开始，教师会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观察和评估，发现学习速度快、在解决问题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就会推荐进行智商测试，同时要求家庭提供孩子有特殊才能的证据，根据教师和家长的观察，结合智商测试结果，将推荐名单递交到学区专门委员会，最后由专门委员会认定是否对学生进行专门的英才教育。学生一旦被选中就可以接受更高级别的课程，英才教育的课程进度通常领先于普通学生。美国中小学的课程设置非常灵活，不同年龄的学生可以根据特长与程度选择相应的课程。在高度灵活的课程体系中，天才儿童既可以学习数学、科学等优势课程，也可以在其他课程或社团中与同龄人一起发展社会情感。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有类似的英才教育体系。

我国从1978年开始开设少年班，探索天才儿童培养规律和经验，有些优质高中也开展了专门的天才儿童培养实验。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要通过建立相对灵活的课程体系，让被选拔出来的天才儿童既能在自身擅长的领域不断前进，同时又不脱离社会情感发展所需的多样化同伴环境。当前，在没有完整课程体系的情况下，可以先允许天才儿童在擅长的科目中插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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